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

巴赫曼先生的课堂就像是当代社会的缩影，即使纪录片的镜头不去刻意捕捉，难民、宗教、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性少数群体也很容易就天然地成为学生们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些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更别说他们还是一群身处漩涡中心的小孩。面对这些复杂的议题，巴赫曼从来没有畏惧过让他的学生暴露其中，也从不试图将矛盾的解决交给时间或权威。这一双双涉世未深的眼睛，有时候反而更能看清问题的本质。

整个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当学生之间发生冲突时，巴赫曼先生总是会淡定询问每一位当事人“为什么”，而他得到的第一回答也总是类似于“我很生气”、“我觉得恶心”这样的情绪或观点。这个时候他总是会继续追问“为什么”，而学生们也开始变得抗拒。有的人顶不住压力，开始正视自己的情绪其实来自于此前一段与对方不愉快的回忆，或是心中有一份与之无关的愤怒亟待发泄，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我爸妈就是这么说的”，但更多的人则是坚持“没有为什么，我就是觉得生理恶心”。没想到的是，巴赫曼对此依旧不紧不慢地进攻，“你只是在表达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回答我到底为什么，如果是你父母，那他们又是为什么要那样说”。此刻学生们终于恼羞成怒或开始蛮不讲理，巴赫曼也终于停止逼问。但你会发现，此时许多人的脸上已经多了一丝自我怀疑和理亏。

“生理恶心”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结案”的正当理由吗？

A讨厌榴莲，因为A的嗅觉感受器在接收到榴莲气味时身体就不受控制地产生排斥反应，这种反应在A知道什么是榴莲时就已存在;

B讨厌C，看到C时的反应就跟A闻到榴莲一样，所以B也将这种讨厌名正言顺地归咎于“生理反应”。但事实上B在第一次见到C时相处甚欢;

D讨厌E，并且坚称在第一眼看到E时就不喜欢，没有任何理由。但真相是第一次见面时E的相貌、举止或气味让D将其与某个事实关联到了一起。这个事实可能是D某次糟糕的经历，某个为自保而从众的瞬间，也可能是某个D所信任的人或权威发表的一个观点，某条新闻的报导，甚至可能是某个D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谣言，或者，单纯就是D在那个时刻的一种情绪；

F讨厌G，并且给出了为什么厌恶G的一整套逻辑和推论，列出了某标准下G的种种罪状。F不在乎这套逻辑和标准的适用范围，不在乎它们最初被提出的动机，也不在乎其推论是否能被证实，更不在乎ta是否有用同一套逻辑对待自己和其他人。其实F在第一次接触G时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ta们是如此的不同，F无法参照任何已有的经验来对待G，便只好拼命将其往熟悉的框架里套。最终F决定参考上述D的联想，果然就找到了一堆讨厌的理由，并开始说服自己最初察觉的“不对劲”便是来自于此，自己并不是因为受到情绪的波及和别人的影响才作出判断，自己没有处于任何道德理亏。在一遍遍的自我逻辑强化后，F真的开始觉得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才讨厌G，否定了这个逻辑就是否定了自己。

上述的每一种“生理恶心”都可能是真实的，背后也都有其逻辑和标准作支撑。但逻辑并非不可辩驳的事实，经验也不是无法挑战的真理。到这一步，还远不是你打破认知、认识事物本质的终点。

为什么不能就当B、D、F和A是一样的，为什么巴赫曼先生一定要对尚不懂事的学生追问到底呢？

因为这些事实日后不仅会将人类和他的仇人分化，也将分化他的亲人、朋友和同胞。这种自我诘问至少能让你在选择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放弃了他们。

巴赫曼先生可以说是大部分学生都会喜欢的老师。在他的班里，有着不同地方来的学生，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尽管如此，巴赫曼先生依然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并尽量让他们“同心”。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小女孩哭了，他立马让同学们安静下来，并蹲在那位女孩面前轻声问她怎么了，很是贴心。在他的课上，轻松快乐。他和学生们弹着琴，打着架子鼓，唱着歌，让人看着感到温暖。他说他也曾是这样的学生，他知道学生们的感受。我看到了他身上尊重学生的品质，平等地和他们相处，细心聆听他们的需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失威信，学生们也会听他的话。

〈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 〉译为《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这部纪录片全长约3个半小时，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一位中学老师Mr. Bachmann和一整个班级的学生如何从自身出发向内挖掘，探索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我非常喜欢Mr. Bachmann总是鼓励学生去解释自己的情绪和观点，他希望Jaime解释为什么不愿意帮助成绩比自己差的同学，尽管Jaime坚持成绩差完全是自己的问题，但Mr. Bachmann也在尊重他观点的同时，传递了很多同学刚来德国，并不会像当地人那样熟练地运用德语，这不是他们的问题的观点。

这可能就是完整的世界吧，这个世界里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我们只能尽力去了解并影响想要去影响的人，而不是成为沾沾自喜的评判者吧。

Mr. Bachmann询问热爱拳击的男孩既然想要在室内工作，为什么一定选择做理发师而不是老师。男孩答：因为自己语言不是很好。Mr. Bachmann从未私加干涉学生的理想，只是在不断鼓励他们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式。

是啊，“一个职业拳手又是理发师，还挺新鲜。业余拳手也可以。”

当然我明白职业 平等需要一定社会基础才能实现，但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上下之分，只有左右之分，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失败，放在属于个人的路上，也不过只是左转和右转之分。

更重要的Mr. Bachmann已经告诉我们了，去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去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设想吧。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子非鱼，原文请戳：把自己视作打造另一个世界的人

并不是无知导致了从属状态（subordination），那些处于从属状态的人们实际上非常清楚从属为何物，他们了解他们的从属性。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无知。对于那些处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他们需要知道的，应该是他们是否自认为有能力自己去创建一个世界。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去了解我们以前无知的事情，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相反，我的意见是，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这样的人，即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将与现在这个令他们水深火热的世界截然不同。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

人们之所以团结，是因为他们是人，即互有距离的存在。语言不能团结他们。反而，是语言的任意，迫使他们去翻译，让他们交流各种成果，也让他们组成智。

--雅克·朗西埃, 《无知的教育者：智力解放五讲》（The Ignorant Schoolmaster: Five Lessons in Intellectual Emancipation）, 1987

法国哲学家朗西埃在《无知的教育者》里描述的十八世纪法国教师Joseph Jacotot的“另类教育”，和今天德国黑森州北部小城施塔特阿伦多夫（Stadtallendorf）一位中学老师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有许多相呼应之处。

在Maria Speth新作217分钟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班级》（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里，我找到了理解今日德国的一些新的线索，关于教育（理念，制度）、历史、移民、家乡、种族观念等等。借助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们和巴赫曼先生的互动，我也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和德国及德语的关系。来到德国两年半，通过做中文教师兼职认识一些德国小朋友，在大学也接触到许多刚成年或毕业多年返校求学的德国同学们，我经常想：

如果我在德国出生长大，接受“德国式”基础教育，我会长成什么样呢？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答案，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找到一种回答：如果我有个巴赫曼先生（Herr Bachmann）这样的音乐老师兼班主任，我的生命轨迹一定会有所不同。很多时候，巴赫曼先生和学生课上的交流及课后的单独谈话，都直直戳中我很多困惑不安和自我怀疑的点。也许因为部分的我和那些初到德国不久的孩子们一样，在陌生的环境里，需要尽可能地适应融入新环境，也要妥善安顿思乡的情绪，变动引发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新语言新文化带来的恐惧与“水土不服”。

我从一些孩子身上看到初中时候的自己，也从巴赫曼先生的回答里感受到真诚相待与尊重的力量。如果我在少年及青春期遇到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我可能不会延续“自虐”和“狭隘”到二十几岁，能够在十几岁时开启“认识自己”的路，更立体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我是谁？”，“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什么？”“另一人身上有哪些闪光点？”“我为什么不喜欢XX，这种不喜欢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

在中国南部小镇接受基础教育并在一座四线小城某重点高中接受“以高考为导向”的高中教育的我，在十八岁之前，几乎没有机会在课堂上接触到“认识自己”有关的知识。当然，我遇到过很关注学生注重平等和交流的班主任、讲宋词时会忍不住掉泪的语文老师，也从一些老师那儿获得很多鼓励与（学业为主）指点，但是，也许因为应试教育的压力，加上高考大省湖南的竞争激烈，多数老师会尽量避免花费太多心力进行学生的“情感教育”，而是专注在完成课堂任务，帮助学生“提分”。

在巴赫曼先生班上，成绩最好，功课几乎永远全A的女孩子Artenise也有我熟悉的“好学生焦虑”。老师让大家说自己的烦恼或缺点，Anastasia回答道：“我有时候没法好好照顾自己，早上不会好好刷牙洗脸。”听到这一回答，巴赫曼先生有些惊讶，这个总是微笑著、聪明、友善的女孩，也有“不会照顾自己”的一面，他请Anastasia详细说说。Anastasia说，如果功课没有按计划做完，或者某次小测试成绩不理想，她就会焦虑不安，会自责，会选择蓬头垢面“不梳洗”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巴赫曼先生继续问：“那上次数学测试，Rebia得了第一，你会不开心吗？”

Anastasia点点头。

“Rebia有机会得第一，你不会为她感到开心吗？平时都是你第一，这是她唯一一次第一。其他时候，可能都是她处在’不开心’位置。”巴赫曼先生试著换个方式问。

“不会！”Anastasia坦诚地摇摇头，否定道。

“好吧。今天的人啊！”巴赫曼先生轻声感慨，可能孩子们身上这种好胜心理，有些超乎他的预期。

我身上也曾住著一个“必须第一”的好胜心极强的人格，这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我“安全感”与价值感的唯一来源。如果巴赫曼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会听到他说：“这份成绩评估单是我给你们的’最后报告’，但是，它仅仅是一份即时反馈，它不代表你，它只是一个数字。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你们无法被成绩界定。...”他告诉学生，你这次成绩是D+，因为你努力了，我看到你的进步，这个“+”是给你努力的加分。“评分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当老师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学习如何打分。”

如果遇到巴赫曼先生，我大概会更早意识到，“成绩”只是个体成长与价值感的一小部分，我不必也不应该用“成绩”来绑架自己，我需要培养更丰富的各种视角，认识自己和他人。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另一次触动我的讨论是关于家乡（Heimat），这堂课由土耳其裔，在德国出生长大的德语老师带领。 跟随父母从摩洛哥移民到意大利，再移民到德国的Ayman说，他想念摩洛哥，因为那儿有他的家人。 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女孩说，她的家人也都在德国，但她还是想念土耳其，想要“回家”，因为那儿有祖父祖母的墓地。

另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男孩说，他的家人都移民德国了，故乡也没有祖父母的目的，“地理上”来看，家人都在他的附近。但他的身份认同还是“我是土耳其人”，他也想念“没有家人”的土耳其，因为“那儿有不一样的土耳其人。”而在德国，“土耳其人”好像只有一种。

“家乡”用土耳其语怎么说？德语老师问。

想念土耳其的女孩摇摇头，男孩也摇摇头。

德语老师说：“你感觉土耳其是家乡，但是你不知道土耳其语的“家乡”怎么说。家乡是很有趣的概念......我在德国出生长大，现在已经在德国生活35年了，我还是不觉得德国是家乡。去土耳其，我也没有回家的感觉。我属于哪里？是德国，还是土耳其？”...

这样分享式的讨论是珍贵的，语言课不仅仅是“单词和语法”，也是一种珍贵的、敞开式的跨文化交流，孩子们在交谈中了解身边同学的过去/困难/当下想法，也拓展自己对于“家乡”的认知与感受。对于土生土长的“德国孩子”来说，他/她们也许借此更理解其他同学的困难，不会再因为某个人糟糕的德语而恶言相向或是嘲讽欺负对方。 在学期末尾，巴赫曼先生也和正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展一场关于性别，家庭，亲密关系的讨论。来自保加利亚的男孩Hasan说，不存在“好看又好相处的女性”（schön und nett），未来不想结婚生子，因为家庭是很大的麻烦，女人是麻烦，妻子会要求自己做各种事情......

听著Hasan的“女性麻烦”说法，Stefi很不满，（非常有“女权意识”地）反驳道：“当女人遇到男人，才是麻烦的开始。男性才是麻烦，在家只知道享受，把一切责任都丢给妻子。”

巴赫曼先生提醒两个同学认真听对方的观点，了解“对立的视角”，并引导他/她们以友好、尊重地方式去“辩论”。最后，这场讨论以“潜在哲学家”Jamin对“论战”的点评作为收尾句：“理想和现实总有落差，我们设想的理想伴侣，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里。”

也许经历有限的孩子们会继续沿袭自己的思路，开始发育的身体，伴著开始萌芽的关于“异性/同性”的好奇与对“理想伴侣”的想象。至少，这一讨论可能成为他们诸多刺激的一种，让他们更包容地看待差异和“期望”的不对等。

Herr Bachmann und seine Klasse, Filmstill ©Madonnen Film

社会学专业转向教育学/教师专业的巴赫曼先生，对于学校作为“机构”这一制度安排一直持怀疑和反对态度，之后成家生子，迫于“生存”需求选择了做教师，一个他从未有过好感的职业。当老师后，他从最初的对“机构”的批判和无力感，到后来慢慢找到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微小）“教育改革”的方式。很长时间内，他被朋友视为教师群体里的“外星人”，因为总是尝试做一些教师“本职”之外的事情。而巴赫曼先生通过多年实践，越来越感受到这种“顺势教育法”的价值： 我和他们“共事”，而不是对抗他们。 I’m working with them, not against them.

上音乐课时，他发现，当自己弹奏一段复杂的吉他旋律，孩子们跟不上，就开始走神或是产生消极情绪。慢慢地，他学会“降低期望”，降低自己的和学生的期望，从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开始教，顺著课堂的走向，引导学生们深入一些具体的知识点和问题，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和对事物的兴趣，并帮助他们和自己的兴趣点（唱歌，吉他，钢琴架子鼓等等）从专业的/情感的层面上建立更深的联结。

退休前和同事聊天，巴赫曼先生开玩笑道：“学校是我至今以来最长的一段“亲密关系”，我已经当老师十七年了。”在这段“亲密关系”，他遇到各种文化/家庭背景的学生，努力去理解每个人的独特点，兴趣点和难处，把班级这一由教育机构人为（随机）设定的“基本单位”，变成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孩子们在其中感受到爱与归属感，也在其中慢慢探索自己。

没错，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说，巴赫曼先生的教育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多，很难做到类似德国十几个孩子一个班的“小班制”，也因为，老师没法只是用可量化的指标（成绩）去衡量“学生的进步”，而是把每个生命视为独特个体，立体地去认识和欣赏他/她，发现他/她（缓慢/微小）的努力和成长。

对教育者和学生而言，这都是困难的。但同时，这种“全人教育”是有趣的、充满活力的，很可能比单纯“好成绩”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它也是没有终点的，无法“毕业”的终身学校。

长到25岁，我慢慢意识到，对我（或许有很多我的同类）而言，最不费力的是“好成绩”，最有挑战的是真诚地、投入地去生活、感受和经历。巴赫曼先生只有一个，我也希望成为小溪先生一样的教育者，结合我的经历思考与专长，去启发更多生命，找到属于自己“打开”方式和兴奋点，投入到具体的事情，尽可能地活得丰富和富于“原创精神”。

愿你也可成为你自己和身边人的巴赫曼先生。

Somer

6.3.2021

我愿称之为最好的纪录片。

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纪录片？作为一部纪录片应该去表达什么？我总会把戏剧性和冲突性纳入其中来考虑，因为这是吸引观众必须具备的。可看完《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后才觉得，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一定非得是以一个有着起承转合的故事或者强烈的戏剧冲突来表现某个主题，很多生活的瞬间虽平淡，但你只要能发现并捕捉到其中的美好同样也能成就一部高级的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便是如此。当然，这里暂且先抛开影片所表达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问题。

这部片子在电脑里躺了很久，直到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里提及到我才想起来看。对于时长很长的纪录片，我通常需要在心足够平静的情况下才会看，但我在很浮躁的时候逼自己点开了影片，然后收获了难得的一份平静和温暖。虽然是分两天看完，但也并非是因为一次看不下去，而是实在不想熬夜。看到最后学生们纷纷离开，巴赫曼先生戴着学生送他的帽子坐在椅子上，鼻头酸，眼泪涌了出来。不是因他们的离别而哭，而是被巴赫曼先生暖到流泪。这个世界有巴赫曼先生这样的老师，真好，被他教过的学生一定会也会变成温暖别人的一束光。

与周浩导演的纪录片《高三》相比较，本片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教育领域的异域风情，曾经作为短期教育工作者的我，觉得国内教师也有好坏之别，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教育机制的定势有着不可抗力的政治统摄。教育局给老师下发的授课模板及质量测评等等规定，使老师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的按部就班地在教育工厂重复着流水线的工作。

《巴赫曼和他的学生》更像一部文艺电影，摄影构图、场面调度都很美，虽然容易让人看得进去，但确实有些冗长。巴赫曼先生和学生们的亲密关系是令人感动和倾羡的，很喜欢先生的理智、耐心、幽默、友爱，他总是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自己说出答案，时不时发出一些幽默风趣的自嘲。同样也很喜欢该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体育、数学、艺术、美术等以及一些课外活动，如骑马郊游、篝火生日派对、户外爬树、雕刻体验等，课堂更多时间是在互动讨论中完成的，老师板书讲述少之又少。虽然该校也注重学生分数，但影片里巴赫曼先生也告诉了学生如何对待分数：分数像摄影一样只记录了人生短暂的一瞬，但无法决定整个人生，而在国产纪录片《高三》里的老师们直接就告诉高考分数就决定学生们的人生。导演如实地记录了该校的日常授课情景，直到升学散伙，大家始终在欢笑中度过。虽然学生也有犯浑的时候，但耐心和宽容会自然而然将其驯化，巴赫曼虽然只是位普通的德国老师，但他是个真正值得可敬的教师。

精彩情节：巴赫曼先生唱的完整的一曲《Rottweil》确实很好听，可惜我在网上没有找到巴赫曼的原版。另一个就是巴赫曼先生喜欢戴不同的帽子，最后却戴着学生送给他的那款保加利亚款帽子定格，背对着镜头抹下眼泪。

另外我很喜欢巴赫曼先生引导学生明析一些富有人文情怀的事理，如讨论同性恋，让学生互相体谅，宗教包容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历来受到国产教育的回避，但老师其实也完全有时间给学生简单带上一嘴。

在一座特别的德国小镇施塔特阿伦多夫，有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们，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德国二代移民的孩子。

德国中部城市是他特阿伦多夫有着复杂的历史，在二战中，纳粹在这座城市建造了许多集中营，关押着东欧劳工为他们制造炸药。一座刻有种族清洗、恐怖主义的烙印的城市，在今天却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口，在电影拍摄时，这座城市的外来人口已达75%。课堂上，老师先给学生们播放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纪录片，从二战时的历史一直讲到二战后的移民潮，而后带学生们参观了城市的遗址，包括集中营的遗址，制造炸药的工厂的遗址。镜头定格在郊外的集中营遗址时，铁丝网、乌黑的洞口、废弃的工厂，荒无人烟，透着肃杀的寒意。

在巴赫曼先生的班级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汇聚一堂，享有和谐欢乐的氛围，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电影的主角 巴赫曼先生。

随着电影的推进，观众会了解到巴赫曼先生也并非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的祖母是波兰到德国的一代移民，在登记局时，德国军官随意给了他们家族一个姓氏“巴赫曼”。巴赫曼先生的学生们是来自各个国家的二代移民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大多因为工作机会来到施塔特阿伦多夫这座城市，有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摩洛哥、保加利亚、土耳其的。在课堂上，一位女老师问学生们的祖国，学生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在德国生活的时间有长，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没把德国视为自己的家，他们的认同感在故国，即使只在那儿生活了非常短的时间，当被问到祖国用土耳其语怎么说时，土耳其孩子也很少知道，他们对自己母国的语言也并没有很好的掌握。这位任课老师坦言自己在德国生活了三十五年，但并没有对德国产生归属感，市长对自己归属何方充满困惑。影片借此也折射了德国社会的移民问题，及其归属感、身份认同等社会议题。

在这个多元的课堂上，文化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巴赫曼的课堂山常常讨论一些社会议题，比如家庭分工、性取向、初夜和初恋、宗教。在谈及家庭分工时，一位男孩说娶个老婆是麻烦的，女孩立即反对，巴赫曼先生鼓励他们说出各自的理由，并在一方急着反驳时劝阻，让他们学会倾听与自己不同的想法，通过这种交流来理解不同给声音。在性取向问题上，巴赫曼先生先生自弹自唱了一首两个男人相爱的歌曲，询问学生如何看待同性之间的爱情，一位女生说这很恶心，巴赫曼先生反复问她为什么，是生理上的恶心还是口头上说说，并举了自己身边的朋友的例子，女生刚开始的排斥和厌恶非常坚定和强烈，但在巴赫曼先生试图理性地探讨和引导后，女生的情绪有所缓和，仿佛开始思考，最后她说不知道，不确定带来的可能性总比固执的偏见要好。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也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老师问到学生们是否同意在班级里挂一个十字架的问题，不同学生给出了不同的想法。又一个伊斯兰教的女生一直戴着头巾上学，在一次课间，巴赫曼先生让另一个女生试着戴她的头巾，来加深同学们之间的理解和感情。

德国教育更注重引导式教学而非填鸭式教学，课堂上巴赫曼先生更多是作为学生与学生之间沟通的桥梁，他引导着课堂讨论有秩序、有碰撞地开展，他让每个学生都有参与课堂讨论的机会。正如贯穿巴赫曼先生的课堂的音乐教学法，巴赫曼先生的课堂更像是一首交响乐而非独奏，巴赫曼先生是音乐会的指挥家，他的指挥棒一挥，一个声部便启动了。巴赫曼先生讲课时注意让学生复述，悔意所学内容来加深记忆，并且他将学生们还原到故事场景中，赋予书本的叙述以现场感和生动性，角色扮演，让学生谈论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别看巴赫曼的班级都是小学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思考，也有相当成熟的价值观，他们讨论的议题非常的当代也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巴赫曼的课堂上，学生们是有社会公民这样一种身份来参与讨论的。当一个学生回答完毕时，巴赫曼先生鼓励其他学生补充或者点评，而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对学生的答案做出正确与否的评价，老师的评价也更多是鼓励性质的，巴赫曼鼓励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培育一种主人翁意识。比如手抄报的汇报，一名学生上台展示完，其他学生进行评价和打分，并给出自己的理由。

巴赫曼正是将学生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和培养的，他关心学生们的梦想，关注学生的天赋和兴趣。比如一个男生学习不好，但擅长拳击，巴赫曼先生问他的理想时，男生回答想当一个理发师，巴赫曼先生的回应是“不赖”，并附加再当一个业余的拳击手。在家长会上，巴赫曼单独与每个孩子及其父母谈心，巴赫曼先生问一个女生想从事的职业，女生碍于父亲在场，说自己想当医生，但是巴赫曼了解女生的兴趣也见证过她的天赋，因此他拿起吉他为女生伴奏，让女孩在父亲面前展示自己的音乐天赋。因材施教的巴赫曼看上去似乎天生适合做一个教育家，但巴赫曼从教的初衷颇令人惊讶，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才来当老师的，并且在此之前他对学校作为“公共机构”怀有一些距离感。作为一名公共机构的老师，从教多年的巴赫曼依然有着自己的无奈和困惑，学校和社会所要求的分成绩与孩子们的个性发展、梦想之间存在冲突，巴赫曼如此回答自己的选择“分数不过是某个瞬间的影子”。当决定升学去向的成绩出来后，巴赫曼先生并未厚此薄彼，而是帮助每个学生选择了合适他们的升学去向，并鼓励他们之后也要好好努力。在巴赫曼的班级里，他的爱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对优等生的偏爱和差生的区别对待，当然巴赫曼先生的班级也会像大多数中国学生在学生的座位上有一些调整，比如调皮捣蛋的坐在最后一排，反而电影中更多呈现地是他对几个刺头的关心，在影片的最后，学生们纷纷离开教室，成绩不怎么好调皮捣蛋的男生送了巴赫曼先生分别礼物，是一顶保加利亚的帽子，巴赫曼先生非常喜欢并立即戴上，称自己不会摘下来。在班级的告别会上，巴赫曼先生寄语即将升入下一阶段教育的学生，要珍惜你们的真诚的品质。

本片的女导演被归为柏林学派，该学派一向的美学风格是克制冷静，即使如此，导演的情感与她的拍摄对象之间是和谐友好的，是介于亲密和疏离之间的一种状态。甚至在影片的结尾，导演也忍不住拍下了颇为动人的画面，巴赫曼先生坐在椅子上，目送着学生们的离开，他的头上戴着那顶保加利亚的帽子，即使是背影还是可以看到巴赫曼先生安静地抹去了落下的眼泪，克制又细腻的表达，为整部影片的脉脉温情增色不少。影片勾勒出德国社会问题，并在教育领域尝试找到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教育领域既是德国当代社会的透视镜，也包含对德国历史问题的反思，影片通过巴赫曼先生的课堂为回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教育教会人们尊重和理解彼此，教育为不同的文化、种族、信仰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教育允许差异和谐共处，教育使德国成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自省的国家，通过对新生代的教育来帮助他们成为更加健全的人格，为这个国家树立起新的希望和对未来美好的展望。整部影片摄影机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察巴赫曼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摄影机比较隐蔽，也尝试融入这个群体，有时候是坐在学生中间，有时候是巴赫曼的助教，在讲台的位置观察学生们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