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钧一发

赫胥黎用肩膀碰了碰沉思中的乔治·奥威尔，笑着说：我说的没错吧，美丽新世界才是他们的未来。

——Chris

一个孕妇在承受了分娩的剧痛后，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婴儿，护士把婴儿放到母亲怀里前，用器皿在婴儿粉嫩的脚底采集了一滴血。当母亲还在用慈爱的眼光打量这个刚来到人世的小家伙时，护士熟练地把采集到的血液放到一个分析仪器里，短暂的几秒过后，一份分析报告就呈现在护士面前。护士干巴巴的声音如冰水一般浇灭了母亲的喜悦：

神经性疾病可能性60%

狂躁症可能性42%

注意力无法集中可能性89%

心脏病概率99%

有过早死亡可能性，预期寿命：30.2年

孩子的父亲觉得这个基因有缺陷的儿童不配继承自己的名字，给他取名文生。

几年后，这对夫妇走进医生的办公室，医生已经从这对夫妇众多受精卵筛选出4个最优产品，这四个受精卵不仅不会有危险疾病遗传的倾向，而且去除了肥胖，早龄秃头、暴力倾向等不良基因，发育出的孩子将非常健康，医生笑着说：

“现在只剩选择最佳人选了，这个孩子遗传的还是你们的基因，只不过是最佳基因罢了，你们就算自然受孕1000次，都不会得到这么完美的结果。首先是性别问题，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

然后文生有了一个优秀的弟弟，父亲把自己的名字赐予了他，取名安东。

那剩余的3个优质受精卵哪去了？也许被销毁了，也许被扔进了垃圾桶，也许被冲入了下水道，谁又知道呢。

上面这些场景是1997年的科幻电影《Gattaca》里的几个情节，本片构建了一个生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能熟练运用基因编辑技术的未来世界，这个世界只存在两种人：完美人与瑕疵人。

不再有人种之差

不再有地域之别

不再有国籍之分

只剩下完美与瑕疵。

《Gattaca》对基因决定论的描写很容易让人想到《美丽新世界》：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划分为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厄普西隆(ε)”五种“种姓”。 不同的种姓，不同的命运，高贵的阿尔法，低贱的厄普西隆，人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创造出来。

你想要个埃普西隆？

那就降低转速，减缓人造血液循环的速度，使其流经肺部的间隔时间延长，让胚胎在缺氧的环境成长。这样的埃普西隆智力低下，非常适合从事体力劳动。

你害怕埃普西隆会因为自己的种姓觉得不公平而造反？

新巴甫洛夫制约和睡眠教学法可以完美地解决你的问题。这样的埃普西隆会无比热爱自己的身份，一克索麻的奖励就能让他们高效地工作一整天。

工艺品，一件高科技的工艺品，一件可定制的工艺品。

当然，《Gattaca》的设定并没有像《美丽新世界》那样极端，在这里，基因编辑是可以选择的技术而不是强迫执行的任务。在导演安德鲁·尼科尔创造的世界中，基因的控制与政治无关，仅仅关乎经济。只要你有钱，你就能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打造自己的下一代，越是富有的人，越是能承担起基因编辑的费用，越能打造出最为优质的下一代。

这也是电影所隐藏的一条关键信息：基因编辑技术并不是免费的。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也许医院大厅就有一个冰冷的屏幕来告诉人们基因编辑项目的收费情况，减少暴力倾向收费多少，降低危险疾病遗传概率收费多少，拥有更高的智力收费多少，项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收费之贵，令人咋舌。

而安德鲁的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无意把《Gattaca》变成一部反乌托邦、反极权的科幻电影，他想要探讨的是当时还鲜有人关心的话题：基因歧视。

文生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基因歧视的世界，

幼儿园招生的时候，他们会分析你的基因，只要保险公司不予承保，他们就绝不招收。

面试的时候，他们会查看你的基因，只要你不是完美人，你就只能做低下的工作。

约会的时候，女生会偷偷收集男生的头发或者唾液，只需要十秒不到的时间，测试中心就能给出一份详细的基因分析报告。

99%的心脏病概率，注定了文生在这个充满基因歧视的世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想，无论他多么废寝忘食地看书，无论他多么精心准备自己的简历，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打开门，面试官一句话都没说，直接递给他一个验尿杯，皮笑肉不笑地让文生做基因检测，这就是面试的内容，这就是基因歧视的可怕，比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更让人背脊发凉。

一滴血，一根头发，一点唾液就能把你剥光，而面对这种歧视你又能做什么？没人在意你后天的努力和付出，没人在意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没人在意教育对于一个人的作用，面试官只想快点用该死的仪器检测你的基因，搞清楚你是完美人还是瑕疵人，你的基因就是你的简历。而且，在无力改变这一现状的情况下，基因歧视注定会让更多的人给自己的下一代做基因编辑，进而加剧歧视的情况，形成恶性循环。

慢慢地基因决定论印在人们脑海深处

慢慢地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了一句笑话

慢慢地世界只剩下合格者和不合格者

这时你才发现基因编辑在让人类趋于完美的同时解构了一切，努力奋斗成为了瑕疵人的座右铭，成功优秀变成了完美人的身份证，更令人担忧的是，基因歧视是以科学的形式出现，所有的辩护词在那一张基因报告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该如何反驳，该如何为自己辩护？

而导演所担忧的事情也随着千禧年的到来逐渐成为现实

2002年，美国BNSF铁路公司的36名员工因患“腕管综合征”提出工伤补偿，公司瞒着员工检测了他们的“腕关节综合症（carpal tunnel syndrome）”基因表达谱，希望找到基因致病的证据避免索赔。员工知道这一事实之后，起诉铁路公司“基因歧视”，最终员工胜诉，获赔220万美元。

2009年，小周三人在佛山市公务员考试中总分名列前茅，然而在随后的体检环节中被检测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而遭拒录，三人以“基因歧视”的缘由状告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结果小周等人一审败诉，终审维持原判。

那3份体检报告宣布着这小周等人公务员梦想的破灭，而文生的航天梦还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基因歧视的出现催生了购买基因身份这一黑色交易市场。

为了自己的梦想，文生决定铤而走险，购买完美人的基因身份。黑市的商人找到了一个跟文生样貌相似的完美人——杰隆。作为完美人的杰隆无论智商还身体素质都优于文生，他是基因工程的杰作。然而一次意外使他下半身瘫痪，成为了一个既不是完美人也不是瑕疵人的尴尬存在。为了生活，他在黑市出售自己的基因身份，而条件是购买者要承担他的日常开销，让他过早已习惯的奢华生活。

为了假扮杰隆，文生换了发型，戴上了隐形眼镜，还做了增高手术以达到杰隆的身高。

而在这一切完成之后，靠着杰隆的尿液，他顺利通过了航天公司的测试，成为了正式员工。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杰隆每天都得清理身上的脱皮、指甲屑和毛发，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

同时杰隆也得为文生准备自己的基因样本，不同的样本有不同的用处：比如特质的尿液可以帮助文生通过定期的物质检测，而指尖血囊可以让文生通过安检。

当文生成功成为航天公司的员工之后，导演对基因决定论和基因歧视的嘲讽也随之到来：

比如文生居然成了航天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一百万次按键里没有一次失误，深得总监赏识，将成为领导者带领其他航天员前往提坦星球。而在购买身份之前，文生连航天公司的面试都过不了，只能做一名清洁员工。

比如总监为了航天任务的顺利进行，用键盘砸烂了任务督导的脑袋，只因为他不支持“提坦计划”，而在之前的谈话中总监告诉警察自己是一个零暴力倾向的完美人。

同时，安德罗也表现出了对完美人的担忧，基因编辑固然能让人变得更完美，但是成为“超级人类”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与普通人相比，完美人没有前进的动力，更具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正如自杀了两次的杰隆一样。

杰隆是基因编辑的杰作，满分10分的基因检测，他拿到了9.3分。外形俊朗、体能卓越和智力超群的他堪称完美，而且他拥有无限长的寿命。杰隆本该像明星一样一直耀眼地活下去，直到作为游泳健将的他在一次比赛中仅仅获得了第二名。那枚银牌成了杰隆挥之不去的梦魇，犹如一块祛除不了的疤痕时刻提醒着他曾经的失败，最终让他选择走向迎面而来的车辆了结自己的生命。可笑的是杰隆活了下来，车祸只是把他永远锁在轮椅上，并没有夺走他的生命。

毫无疑问基因编辑技术赋予了杰隆优于常人的智力、体力甚至寿命，但是也解构了一切。他被无尽的空虚所笼罩，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奋斗，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正如制作人史黛西·雪儿所说：“这个社会里没有成功，因为出生之后的一切都命中注定，成功由此变得虚空起来。”试问一个完美的人还能为了什么而奋斗？而这也是杰隆与文生最大的不同，尽管文生是一个瑕疵人，但是他知道自己要什么，能把自己的缺陷、不足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拼命燃烧自己向着理想前进，就如他和安东最后一次游泳比赛时说的：“我从不为游回去而保存体力。”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势，这种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神，才是创造奇迹的火种，才是驱使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基因编辑就像第八号当铺，欣喜的背后还有无尽的诅咒。

杰隆也曾不止一次表现出了自我毁灭地倾向，比如在庆祝文生确定要去提坦星球的那个夜晚，文生多次问他打算如何过好未来独处的日子，杰隆一直顾左右而言他，表情也慢慢从玩世不恭变得一脸失落。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杰隆终于对文生说出了自己的判词：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必须不断尝试。

在影片最后，杰隆给文生准备了够他用一辈子的基因样本和一封信，平静地说：“我只是把身体借给了你，而你却让我分享了你的梦想。”在文生离开后，他戴着那枚银牌，爬进了文生清理自己毛发皮屑的焚化炉，在烈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杰隆的结局也照应了电影开头引用《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三节的那一句话：

你要查看神的行为，神使之为曲的，谁又能使之变直呢？

本片在上映前，索尼公司曾组织过一场试映会，观众是一群生物学家。在电影最后出现了爱因斯坦、林肯等人照片以及索尼公司精心准备的字幕，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遗憾的是索尼公司最终因担心这些图片和字幕冒犯观影者的感受，公映版本删掉了最后这一部分，请让我我用这几句字幕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果基因工程和基因实验早成事实，那么这些名人将都不会出生——他们分别患有阅读障碍，马凡氏症候群及哮喘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绝不会诞生的人，那就是你。”

后记：本文写于2018/12/09，14天前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在中国健康诞生，能天然抵御艾滋病病毒。这个消息迅速引起轩然大波，震动了整个世界。我国122位科学家联合声明，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婴儿”。

注1：《Gattaca》的中文译名有很多，比如《千钧一发》、《变种异煞》、《基因代码》等，但是文章里的电影名我坚持用了英文，因为GATTACA这个字母刚好由G、A、T、C构成，分别代表着鸟嘌呤（guanine，缩写为G）、腺嘌呤（adenine，缩写为A），胸腺嘧啶（thymine，缩写为T），和胞嘧啶（cytosine，缩写为C），这四个碱基决定生物的多样性，是脱氧核糖核苷酸重要组成部分，而脱氧核糖核苷酸是DNA的基本单位。对于一部讨论基因的电影，个人认为《Gattaca》的电影名最适合。另外文生和杰隆家里的楼梯也是DNA双螺旋结构：

注2：本片为安德鲁·尼科尔的处女作，一年之后，他拍摄了另一部殿堂级的电影《楚门的世界》。

《千钧一发》构建了一个由大数据和遗传技术统治的乌托邦，人在一出生的时候就会被告知他未来会患上的疾病和预期寿命；人的工作和阶级几乎完全由基因决定；人工受精、基因检测等遗传技术将取代自然的生殖过程。所有人都能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个乌托邦的邪恶之处：既然人的地位完全由基因决定，人的阶级从出身将被注定且毫无改变可能，那么人与人的不平等将毫无掩饰地变成社会的规则，并且除非所有人的基因相同，这种局面将不会有任何改观；与此同时，因为人的命运在一开始就被基因注定，人的自由意志失去任何作用，被挤压到极其狭小的角落。在这样的乌托邦里，人既不平等，也不自由。该如何走出这个乌托邦带来的困境呢？一个方法是让所有人的基因都变得“完美”，这样平等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会陷入一个更加荒谬的境地，如果所有人都按照“上帝”的模子打印出来，那么所有人都完美了，但是所有的人也就相同了，那么社会就会变成一场毫无乐趣的桌球游戏，因为桌面上每个球都是相同颜色的，所以谈论哪个球进洞将毫无意义。或者完全抛弃生命科学和计算机，这样反智的构想也会让历史的运转变得虚无，这显然也不应该是科幻电影应该谈论的。电影选择了一个并不聪明的解决方法，用后天的努力来补足先天的缺陷。尽管优质基因和精英阶层直接挂钩，但是当优质基因无法转变成优质的生产力的时候，比如在因祸致残的时候，他的社会地位将不被认可，所以，优质基因和优质生产力构成了精英阶层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如果劣质基因能够产生优质生产力，那么这种基因决定论构建的乌托邦能否被打破呢？电影其实是根据这个思路展开的。为了延续自己的身份和阶级，优质基因的人会雇佣劣质基因的人作为替身，电影称这种行为叫“搭顺风车”。电影的主角是一个拥有劣质基因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医学技术，克服了高度近视、身高缺陷和心脏病的制约，从而拥有了不亚于优质基因的能力，胜任了精英阶级的工作，甚至躲过了每一次的基因检查，最后圆了自己的太空梦。这个设想乍看理所当然，既然先天因素是决定好的，不可更改的，那么可以改变的只有后天的个人意志的因素。所以如果后天通过加倍的努力就可以拥有和优质基因完全相同甚至更加优秀的能力，那么基因决定论不就站不住脚了？那么优质基因就不应该等同于精英阶级，基因和地位就不等同，通过使个人意志所发挥的作用高度膨胀，不同基因的人之间就有了平等的可能。

对这个设想的批判，只消参照另一个文本——花木兰的故事。与《千钧一发》最为接近的文本并非使张艺谋的《影》，而是花木兰的故事。一个处在男权社会的女性，通过乔装成为男性，以男性身份承担了男性的义务（参军）和规范准则，而没有露出马脚。要想指出《千钧一发》里的设想的荒谬之处，只需要问，花木兰的故事是否是女性主义的理想范本？让女性成为花木兰是否是实践女权的唯一方式？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是否只能通过女性承担男性的义务和责任实现？显然不是这样的。花木兰想要实现和男性的平等，只能通过化装成男性，毫无保留地接受男社群的行为准则实现，这不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而恰恰是对男权的顺从。这个文本的危险之处在于，它表面上实现了男女的平等，实际上却抹杀了女性主义叙事的可能——对女性的颂扬如果只能通过以男性身份的的方式书写，那么女性身份的话语权就完全被剥夺了，女性就会陷入完全的失语的境地。并且，如果女性和男性的基因差别决定了女性在力量、体力上和男性有差距，那么，让女性以男性标准来承担男性的义务，不仅不会消弭这种差距，而是放大了这个差距，这一种不平等是得到强化的——女性只能通过后天的训练才能弥补先天的差距，这实际上是在承认女性先天不如男性，女性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男性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戴锦华在《性别与叙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中写道：“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女性，女性话语与女性的自我叙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在受苦、遭劫、蒙羞的旧女性和作为准男性的战士、英雄，这两种主流意识形态镜像之间，“新女性”“解放的妇女”失落在一个乌有的历史缝隙与瞬间中。”对于这种叙事的反驳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也许在力量、体能上与男性有先天的差异，但这可以用来证明男女间的先天不平等吗？并不是这样的，不需要去提女性在思维上、感性上的相对优势，只需要去问，为什么力量强、体能好等阳刚的特质被认为是优势？这种阳刚的优势是基于社会分工体系的，阳刚的特质被认为是更适合战争、劳动，但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这种差异被淡化了。阳刚真的是比阴柔更加优质的特质吗？我想，孰优孰劣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差异本身是值得尊重的，因为先天上、基因上的差异本来就无孰优孰劣可言。正如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说的，“我一直寄希望于女性的生命体验所累积的历史，能够成为另一种资源，成为面对由男性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以便给我们打开可能性。我想提醒大家，想象不必那么单一，想象应该由更多的路径和更多的打开空间。”

现在回到《千钧一发》。《千钧一发》的狡猾之处是他预设了一个前提：基因差异等同于基因不平等。他告诉你，一些基因比另一些基因优质，比如视力好的基因比近视基因优质，高个子基因比矮个子基因优质，健康的基因比患病的基因优质。因为有些基因比另外的基因优质，所以人们要选择优质基因，摒弃劣质基因，所以持有优质基因的人和持有劣质基因的人是不平等的。这种说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却非常可疑。先不去谈多基因性状、表观基因组学这些复杂的生物问题，就先去问，健康、被推崇的性状（比如高个、双眼皮）等的基因是否比其他基因更加优质。疾病基因就是劣质基因吗？一个非常著名的反驳是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的患者在一般的地区适应力要弱于健康人，但是在非洲等疟疾流行的地区，适应力却要强于正常人，因为在镰刀型贫血的红细胞虽然携氧能力不如正常红细胞，但是它却能抵抗疟原虫的生长和繁殖。这个例子可以说明疾病是相对的，一个地区的疾病很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地区的优势性状。此外，疾病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也不可忽视，如果没有癫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造诣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没有精神分裂，梵高也无法完成他最重要的画作。如果没有阿斯伯格，自闭症，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天才（爱因斯坦，牛顿等）推动科学、艺术的进步。就更不要说，因为对疾病的恐惧，催生了多少的科学和艺术的成就。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不应该与疾病抗争，而是说明，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需要更加谨慎一些。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的，对疾病的军事化隐喻是疾病最恶毒的隐喻，因为这势必会导致对患病的人的污名化。同样，认为有疾病的基因的人和健康基因的人不平等同样恶毒，因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德滑坡——由对疾病的恐惧到对患病的人的污名化再到对持有患病基因的人（将要患病的人）的污名化，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同样，性状之间就更加没有优劣之分，就以高个子和矮个子为例，谁不爱《魔戒》里的霍比特人呢？那些一度权倾朝野的人，如拿破仑、希特勒，也都是著名的矮个子啊。

其实再往深一层看，基因不平等的背后其实是评价标准的单一。片中非常明显的一点是这是个竞技式社会，电影里的阶层是阶梯式的，从公司的高管、航天员，到公司的普通员工，到公司的最底层的清洁工。执法部门、频繁的基因检测、毫无隐私的工作环境让权力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酷似福柯的全景式监狱。失去工作能力和基因标准不合格就会让人瞬间跌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竞技式社会明显是有一套单一的评价系统的，那就是工作能力的高低。因此，工作能力更高的基因被认为是优质基因，不利于工作的基因是劣质基因。这也是为什么片中弟兄两人每每到了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就会到海里比赛谁游得更远。两个人都接受了社会里未言明的准则——证明自己能力的高低只能靠体育竞技。这给我的荒谬感不亚于《送我上青云》里的“博士”为了证明自己能力背起了圆周率，或是两个要决斗的人拿出来的绝招却是在小霸王里比谁的得分高。因此，对于基因不平等的反驳，其实只需要回答，社会评价标准到底应不应该单一化。只要社会评价标准不单一，基因差异就有意义。一个生物学的反驳方法是，如果社会评价标准单一化，那么在科技的发展后无可避免地会让基因单一化。而我们知道，所有的进化，都来源于基因的多样化。地球上的生物之所以没有灭绝，也是因为有多种多样的基因和物种，得以在各个灾难来临时保存生命的火种。

其实对性别不平等，种族不平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一样的，社会的多元化，对个体与个体的差异的尊重，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推崇花木兰式的性别叙事，更不应该让黑人去把皮肤漂白，而应该认识的性别间的，种族间的差异，去尊重和了解每一个个体。同时，为了避免评价标准的单一，社会上应该要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多种多样的文化，而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意识形态统治，整个社会只有一种官方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当社会的声音最统一的时候，也往往就是种族屠杀、战争等人道主义悲剧发生的时候。我所期待的乌托邦，是所有人不再被打上种族、性别、疾病的标签，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认识和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乐观地相信历史有其力量，我也乐观地期待着这样的未来。这也是我对所有不平等的乌托邦的反驳。